一九二七年清黨前後的中國共產黨

陳仁啟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很明顯,在這年之後的中共,在發展路線上,有著不同的傾向。

 

一九二七年前的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地盤也沒有自己的軍隊。在一切事務上均聽命於蘇俄共產國際方面的指示。共產國際的代表,例如鮑羅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人。中共的一切發展路向都依著共產國際的計劃而進行。最明顯的是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與國民黨進行國共第一次聯合統一戰線------即使他的名義領導者-----陳獨秀及其部分追隨者提出異議。

 

中共早期的發展,以城市為主。而以知識分子及工人為主要的組成部分。知識分子是共產主義在中國最早的信仰者,除了一部分大學教授,例如陳獨秀及李大釗外,還有一些自五四運動以來抱有改革社會理想的激進學生。這些學生來自中國一些大城市的大學。例如北京大學上海大學等。也有些是在海外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留學生,以留學日本為多,例如陳公博周佛海。也有一部分來自歐洲,以留學法國為多,例如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共產主義的散佈雖然最早起於知識分子,但共產主義的對象應該是無產階級。因此,隨著知識分子的散佈,工人階級也成為了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成員。特別是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慘案」之後,一連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例如學潮及上海租界的罷工青島的罷工香港及廣州的「省港大罷工等一連串的工潮,使中國的共產黨人數大大增加,而且成為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另外,一九二五年的「聯俄容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在革命政府中主政了組織宣傳勞工婦女等部。中共透這些部門一方面向國民黨進行滲透工作,影響國民黨左派,在黨內發展黨員;一方面透過組織的方便作掩護向外發展黨員。因此,在這其間,中共黨員迅速增加。這是以寄生為主的發展時期。

 

從組織上而言,除了共產國際派來的實際領導者外,中央總書記是其領導人。這是為當時共黨分子所尊重的陳獨秀。相較於一九二七年後,這還算是一個始終如一的領導層,起碼不像二七年後屢易領導的情況。但是這時期的組織非常鬆散也缺乏紀律。組織的聯繫不是透過黨內明文規定的紀律,而是出於領導層與黨員之間的親密關係。例如陳獨秀和他的追隨者以他們過往的師生關係作組織上的連繫,而李大釗也一樣。因此,雖然名義上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為領導,陳獨秀為領導人,但由於李大釗與陳獨秀之間的不和,一個在表面上統一的政黨形成了南北各自發展的情況。例如領導北方共產黨的李大釗與其追隨者己在九江發動工人運動要求取消英租界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仍不知情。這種以師生關係代替黨紀的組織形式,隨著黨員的增加,其弊處漸顯,使中央不能有力地領導全國的黨員。而現實也確實如此,當鮑羅庭在武漢進行實際的改治工作的時候。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只好在上海進行一些編撰寫作等工作,起不到甚麼大作用。

 

一九二七年中,蔣介石在上海單方面宣佈清黨,與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分裂。不久,武漢方面也實行清黨,寧漢復合。共產黨的活動迅速公開的變為地下的。共產黨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挫折。對於在此時政策上的失誤,陳獨秀負上了責任,而共產國際也同樣難辭其疚。再加上蘇俄方面的政治斗爭,共產國際不能再積極地參與中國實際事務。在這次慘痛的經歷中,部分共產黨員意識到為了日後的發展,中共必須放棄寄生和浮游發展的政策,而應該發展自己的軍隊和建立自己的地盤。

 

建立軍隊和發展地盤是與二七年前完全不同的發展路線。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義秋收暴動、廣州起義雖然相繼失敗。但是這些各地而起的起義部隊相繼在江西湖南、福建、安徽、陝西、河南等省份的偏遠山區建立根據地。雖然對於根據地的成立在中央共內部曾經進行過不少討論,而且代表中央的意見是放棄割據。但是這些土地也終成為了中共日後發展的訓練場,對於日後中共奪取政權起著極重要的作用。中共的軍隊也在這起義的失敗中建立了。由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軍隊在起義失敗後四處流徙,最後與毛澤東的軍隊在井崗山合,成立了工農紅軍第四軍。其後由黃公略領導的第三軍、彭德懷的第五軍、許繼慎的第一軍等紅軍陸續成立,成為保衛共產革命果實和最終實現建國理想的武力基礎。

 

在這時期的發展路線出現了朝向兩個不同方向的分歧。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始終堅持共產革命應該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城市工人發動奪取大城市的控制權,以推廣全國各地以實現革命理想才是正統。而分佈於各地的農民起義必須接受城市的無產階級領導,否則便成為封建的農民起義而非具有歷史義意的共產革命。因此中央領導人一再強調,分佈於山區的紅軍和革命農民要配合城市的工人革命,以奪取重要城市為要務。因此。在中央的眼中,農民與紅軍在革命的角色是次要的,工人才是主角。處於各個根據地的實際地方領導人,特別是中央蘇區的領導人毛澤東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的見解則有不同的看法。他以發展農民群眾為要務,以紅軍保衛農民,並實行「群眾路線」以取得群眾的信任來鞏固並發展蘇區。他認為農民具有革命的素質,並不是中央認為的對革命不堅定。因此他的策略以發展農村,再以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完成革命。顯然,這與正統的無產階級,主要是工人專政的理論不符。但實際上,它確最合符當時的中國國情,並最終取得了成功。

 

中共中央領導人以城市及工人為發展的主要對象,而在蘇區根據地的領導人則以發展農村,並實行土地改革為主。由於中國工業發展的不健全,工人階級始終屬於少數,而當時中國工人階級大部分所要求的也只不過是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對於推動社會革命似乎有一段距離。再加上國民黨特務機關對白區內共產黨活動的加緊控制,中共要在城市發展並不容易。最後,在上海中共總部也為國民黨特務搗破。中共中央的領導層也被迫離開上海徹到他們一直不太重視的山區根據地-------中央蘇區。與城市的發展相反,山區根據地則日益擴大,通過一連串的土地改革運動,農民越來越相信中共,並且為了保護他們在土地改革中所得的利益,他們更要支持中共。因此,農民完全地依賴蘇區政府,並且為政府作後援,破壞國民黨的圍剿。在此時期,紅軍的階級成份,己有超過七成是農民,只有百分之二十人為無產階級。可見中共在農村發展的成功。後來,雖然經過了國民政府的第五次圍剿,中共被迫長征,最後在陝北山區落腳,這也證明了發展蘇區和軍隊維持了中共的勢力,並為日後奠定基礎。

 

由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一九二七年前後的中共發展路線有著不同的方向。前期以發展知識份子及工人為主。其手段是通過在國民黨內的寄生活動。而在這時期也沒有土地和軍隊。二七年後,中共開始有自己的土地和軍隊,並開始向農村發展,農民成為後期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支柱。

 

二零零零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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