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思想試論

陳仁啟

 

嚴復是我國近代史上最出色的翻譯家。他把當時西方最先進的學術思想介紹到中國。他先後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爾的《群學肆言》、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書。將西方的進化論、政治經濟學、倫理學、哲學、政治學等傳播到中國。王然森在《近代二十家評傳》中稱他「為西洋留學生於翻譯史上有貢獻之第一人;介紹西洋哲學至中國之第一人。」而嚴復所選來翻譯的書都是先考慮對振興國家有幫助為第一優先。他在《原富》例言中說﹕「計學以近代為精密,乃不妄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為先事者,蓋溫故知新之義,一也;其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以從其後而鞭之,二也;其其書於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資考鏡,三也。」可見他的翻譯之功乃築於急切救國之上,是一個愛國的啟蒙思想家,而不單是一個翻譯家。

 

嚴復所翻譯的書中以《天演論》影響最大。書中提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嚴復在書中附有二十九條按語,聯繫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警告,如果中國再不奮發自強,那麼在這肉弱強食的世界局勢中必將滅亡,從而喚醒了中國人的醒覺,對當時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吳汝珍評論此書時說﹕蓋自中土翻譯西書以來,無此鴻制。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為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也。其實,嚴復的譯著對中國的維新運動,甚至後來的革命浪潮實起著巨大的影響。

 

嚴復在翻譯史上也有很多創見。他提出信、達、雅的三條標準。他在《天演論》例言中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他指的信就是﹕「不失原旨。」達就是「能以我國文字以達作者之奧旨。」雅就是﹕「以我國古雅文字以譯之。」他所提出的這三條要義,至今還為翻譯世奉為圭臬。

 

從對西學的翻譯,嚴復深深地體會到自由思想在西方社會中的重要性。他指出西方文化的根本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而自由對於人類也有其普遍性,他認為「身貴自由,國貴自立」。嚴復所主張的自由包括行己自由、思想言論自由、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

 

行己自由即是個性自由。「個性」嚴復稱之為「特操」,「自由」稱為「自繇」。他認為社會的進步有懶有個性的人的創造,如果社會鉗制思想,個性便難以發揮出來,社會也會停滯不前。他說﹕「特操之民,社會所待以進化,然國必自繇而後民有特操。」否則「不自繇則無特操,無特操則其民必衰。」所以「行己自繇,人道之所以樂生,人群之所以進化。」

 

穆勒認為﹕「沒有自由,我們就無法發現真理。」因而強調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對此,嚴復深為服膺。他說﹕「國法之所加必在其人所實行者,此法家至精扼要之言也。為思想為言論皆非刑章所當治之域。思想言論修己者之所嚴也,而非治人者之所當問也。問者其治淪於專制,而國民之自繇無所矣。」

 

對於政治自由,嚴復認為最易引起紛爭,因為﹕「自由者,不受管束之謂也。」而「政治學所論者,一群人民,為政府所管轄。」所以政治與自由便出現衝突,而嚴復則總而言之﹕「釋政界自由之義,可云其最初義,為無拘束、無管治;其引申義,為拘束者少,而管治不苛。」

 

嚴復的經濟自由的概念大致來至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他認為政府不可侵奪民力的自由,經濟政策要盡量減少政府的干涉和同業規則的束縛。他對經濟自由有深切的體會,他說﹕「蓋財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之所出之至多,必使廊然自由,悉絕束縛拘滯而後可。……蓋法術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狹,少取且以為虐,況多取乎。」

 

對於自由如何得以享受,嚴復認為必待國民程度的提高。他認同斯賓塞所提出的要判別民力、民智、民德的高下。他認為﹕「政欲利民,必自民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猶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亂。」所以「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他認為完全的自由「惟上帝真神,乃能享之」,相反「禽獸下生,驅於形氣,一切不由自主,則無自繇,而皆束縛。」而人正處於兩極之中,「有自繇,亦有束縛。」因此「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眾。由此可知,自繇之樂,惟自治力大者為能享之。」

 

嚴復認為政府權威要與個人自由並存。因為「人生無完全十足之自由。」自由如果發展至極點,就是「無政府,亦無國家,則無治人,治於人之事,是謂君臣倫毀。且不止君臣倫毀,將父子、夫婦一切之五倫莫不毀。」因此他指出﹕「純乎治理而無自由,其社會無從發達,即純自由而無治理,其社會且不得安君。」因此「斟酌二者之間,使相劑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業,而即我輩今日之問題也。」

 

嚴復認為國家自由應先於個人自由。他指出「國家自由乃自由的真詮。」他曲解了孟德斯鳩《法意》第十一章第三節有關自由的存立問題。他譯為﹕「夫庶建之制,其民若得為其凡所欲為者,是固然矣,然法律所論者,非小己之自繇,乃國群之自繇也,夫國群之自繇非無遮之放任明矣。政府國家者,有法度之社會也,既曰有法度,則民所自繇者,必游於法中,凡所可願將皆有其自主之權,凡所不可願,將皆無人焉可加以相強,是則國群自繇而已矣。」

 

參考書目﹕

林載爵﹕(嚴復對自由的理解),載於劉桂生等編﹕《嚴復思想新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周昌龍﹕(嚴復自由觀的三層意義),載於劉桂生等編﹕《嚴復思想新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李澤厚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李春光著﹕《清代學人》,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