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

陳仁啟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興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五四精神是這埸規模浩大的運動的內容,它影響了近代以來中國的好幾代人,直到現在,我們還活在它的餘波之下。

 

鴉片戰爭後,面對列強交侵,中國先是感到器物的不足而推行了「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後,又感到政治制度上之不足,「維新運動」於是興,而「辛亥革命」也是繼承這一理想而起。可惜的是革命成功後,中國卻未能成為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封建思想仍然揮之不去,而且越演越烈。諸如「洪憲帝制」、「張勳復辟」、「軍閥混戰」和民初的尊孔風潮等等,使有志者深感以往的一切更張不足以建立一個近代化的中國。梁啟超指出「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醒。」(胡維革,1994)因此,以革新社會思想為目的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便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周策縱指出中國舊有的寡頭政治制度的維繫,有賴皇室和軍事集團、地主,再加上二者之間的士大夫集團的共同合作。一九零五年科舉制度被廢除,新的、有效的銓選制度又未建立,有能力的青年男女不能從正規途徑得到官職。(周策縱,1999)放棄舊的教育傳統,接受新的西方教育成了知識界的新趨勢。從一九零七年起的十年內,約有一千萬人曾經、或正在接受各類型的新式教育。(周策縱,1999)這些知識份子,既奠下了傳統學問的根基,又比較系統地學習外語和西學,遂成為了「歷史上罕有的新舊學問、中外知識相對均衡集於一身的一代知識份子。」「他們對中西文化比較更容易產生敏感和造成文化心理的衝突。」(陳萬雄,1992)就是這一群在歷史上罕有的知識群掀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巨浪。

 

鴉片戰爭後,中國長期受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廉價洋貨嚴重打擊中國本地工業。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忙於應付戰爭,工廠集中生產軍需品,中國本土企業得以乘勢興起,造成了中國近代工業史上的黃金時代。(周策縱,1999)由於資本得到大量累積,民族工業逐漸壯大,民族資本家大量湧現。另一方面,工廠的增加也帶動了工人隊伍的壯大。這些新興的社會階級不再滿足於舊有社會政治制度,形成了一股爭取突破舊有制度的強大力量,最終成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人均相信公理戰勝了強權。但巴黎和會,列強無理地置中國於殖民瓜分之下,國人開始看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公義的虛偽。周策縱說「列強企圖在巴黎和會上重建他們的殖民地政策時,中國人民由空虛的希望墮入失望的深淵,於是愛國情緒就空前地、如火如荼地蔓延開來。」(周策縱,1999)而在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共產主義者成功地進行了震驚世界的「十月革命」。掀起了國人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熱烈討論,「並使新文化運動的理想與內容從鼓吹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轉向俄國共產主義的政治文化。」(林啟彥,1994)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主政期間,主張自由的學術風氣,他對不同觀點的學者兼收並蓄,只要學有所長,不論思想新舊,他都歡迎。他聘用了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派學者,但又歡迎保守的辜鴻銘和劉師培到北大任教。這種自由開放的辦學理念,羅致了大批學貫中西且對文化具真知灼見的學者。「使一向以腐爛、保守聞名的北京大學,氣象大變,面目一新,成為日後孕育新思想的溫床和新文化運動的重鎮。」(林啟彥,1994)

 

五四精神是破舊立新。要打倒一切偶像,迎接民主和科學。陳獨秀激情地說﹕「破壞﹗破壞偶像﹗破壞虛偽的偶像﹗吾人信仰當以真實的合理的為標準;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他指出﹕「泥塑木雕的偶像」、「一切宗教」及「神佛仙鬼」、「君主」、「國家」、「世界上一切男子所受的一切勳位榮典,和我們中國女子的節孝牌坊」(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都是應被破壞、打倒的偶像。他還說﹕「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上,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

 

五四精神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提倡民主思想。李大釗說﹕「今猶有敢播專制之餘燼,起君主之篝火者,不問其為籌安之徒復辟之輩,一律認為國家之叛徒、國民之公敵而誅其人,火其書,殄滅其醜類,摧拉其根株,無所姑息,不稍優容,永絕其萌,勿使滋蔓,而後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圖。中華維新之運命始有成功之望也。」(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陳獨秀說﹕「近世國家主義,乃民主的國家,非民奴的國家。民主國家真國家也,國民之公產也,以人民為主人,以執政為公僕者也。民奴國家,偽國家也,執政之私產也,以執政為主人,以國家為奴隸者也。真國家者,犧牲個人一部分之權利,以保全體國民之權利也。偽國家者,犧牲全體國民之權利,以奉一人也。」(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

 

五四精神的另一可貴之思想是提倡科學的精神,以科學精神實事求是地重新估量一切價值。胡適說﹕「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說,恆覺其難通;征之科學,差謂其近是。」(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胡適要求青年人要有評判的態度,而這「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一、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二、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而科學精神也是掃除封建迷信的利器。魯迅說﹕「要救治這幾至國亡種絕的中國,那種『孔聖人』、張天師傳言自山東來」的方法,是全不對症的,只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不是皮毛的真正的科學。」(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

 

五四精神提倡「倫理覺悟」。二千多年來,儒家學說定於一尊,三綱五常之說成為中國傳統倫理的不易教條。五四學人們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吳虞認為「三綱五常」是維繫封建專制的基石,而儒家所提倡的「孝」是其中的根本。吳虞說﹕「他們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順順地聽他們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亂。」(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他指出「忠」是「孝」的擴充,為了確保二者的實施又有「禮」來約束人,而「刑」則是在「禮」不能用時而加諸於上的。因此「孝」、「忠」、「禮」、「刑」是漸進的、一脈相承的維繫了封建權威。吳虞又提出女權的解放。他說﹕「只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卻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他指出﹕「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於社會,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配在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五四學人「追求個體從大家庭中衝決解放出來取得自由平等獨立的權利和地位。」(李澤厚,2003)吳虞說﹕「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力亦散。」陳獨秀說﹕「倫理之覺悟為最後覺悟之覺悟。」(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

 

五四精神提倡「個性自由」。胡適認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他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說﹕「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裡少了曲,麵包裡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國家社會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而李大釗提倡「青春」的人生觀,希望青年們能「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銳敏之直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個性自由、人格獨立是五四精神的可貴之處。

 

現今的中國社會仍然有需要繼承五四精神。就爭取民主而論,除了台灣地區外,大陸、香港、澳門等地的中國人仍然沒有選舉領導人的權利。就女權運動而言,重男輕女的思想仍然十分普遍,特別是大陸地區,由於實行一孩政策,很多父母都選擇生男孩,如生女孩,更有拋棄女嬰的情況。就提倡科學精神消除封建迷信而言,迷信氣氛在中國人社會仍然十分普遍。就舉香港為例,特首也相信風水,民政事務局局長也去求簽,民間的迷信習俗更是越演越烈,除了傳統的相命,風水、求簽外,外來的星座書、塔羅牌更是風靡一時。在中國大陸的領導階層似乎沒有那麼迷信,但民間的迷信風氣仍然很盛,台灣地區的迷信風氣與香港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個性的追求,香港和台灣地區的社會比較開放,追求個人自由的可能性較大,但在大陸地區,思想言論的監控仍然十分嚴謹,人民自由發表意見的機會仍然受到政府的干擾。由此可見五四精神仍然是這一代中國人在待追求的理想。

 

參考書目﹕

李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湖南,岳麓書社,1999

林啟彥﹕《中國學術思想史》,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

陳哲夫等﹕《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

胡維革﹕《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