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說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文化危機的形成過程

陳仁啟

 

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士大夫面對西方的衝擊。每次與西方接觸,中國均敗於西方之手,士大夫對中國文化的價值漸漸由堅信不疑到產生疑慮,以至在五四時期,達至文化危機的高峰。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心理變化,而這變化又源於一次又一次與西方競爭的失敗。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與英國發生了「鴉片戰爭」。這是身為「天朝大國」的大清帝國第一次完全敗於「夷人」之手的戰爭。其後更簽下《南京條約》。除賠款和放棄領使裁判權利,中國更割讓香港予英國。對於這次戰爭的失敗,士大夫普遍認為只是一次偶然的失敗,並不認為如何嚴重。對於司法權的部分喪失,也認為只是「以夷制夷」的好方法,以免夷人多事,故悉交有關夷務於夷人;至於割讓土地,也覺得只不過是失去一荒島,不為天朝大國所惜。但在此之時也己有一部分士大夫開始醒覺事件的嚴重性。例如龔自珍、林則除和魏源等人在與外人交涉之時,己察覺現今侵華之夷人並非如前代之少數民族。他們己有完備的文化制度與技術。更發現此等夷人在技藝方面的成就己超過中國。為了了解這有文化的「夷人」及明白當時世界的形勢,林則除、龔自珍等己開始搜集有關西方的文獻及各種資料。而魏源更依據當時所得,有關西人的資料,編寫出《海國圖志》一書,以為國人了解外人。在書中更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從這句說話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己站在時代尖端的中國士大夫,也只是認識到西方的技藝,並認為其比中國更優,更可學而後以制之。至於在文化、學術、政治制度各方面,他們仍然認為中國優勝於西人﹐更為西人所不能逮也。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鴉片戰爭」的失敗,只在於武器不及外人精良。至於普遍的士大夫,更無如此的察覺。因此,「鴉片戰爭」後,中國士大夫並未能從中得到教訓。排外、輕視外人的心理普遍存在。

  排外的心理延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英法等國以華人拒英人進廣州城、教案及換約等事再起戰端,終演成「英法聯軍」。他們 直打到北京,咸豐皇帝奔走熱河中國更與英法兩國先後簽定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更割讓九龍半島與英國與此同時清廷也面對著太平天國的動亂在面對這外憂內患的過程中,清延朝中大巨恭親王奕訢文詳及地方要員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認識到外人船堅炮利的威力。為了解決當時急務,遂進行了由上而下的「洋務運動」,大量模仿西方在軍事方面的制造及學習西方式的軍事模式。例如大量購置船艦、大炮、開礦、開兵工廠、鐵路、派中國學生到外國學習西方的機械駕駛等。又在國內設立外語學堂陪養外交人材,並翻譯外國書籍,特別是科學機械方面的書籍。務求能在機械、武器、軍事等方面能趕上西方。對於洋務派所推行的措施,我們不難發現,只局限於學習西方「技藝」方面的成就,對於文化的看法,士大夫始終仍認為中國遠優於西方。而反對洋務派者如朝中要員倭仁,更大力評擊洋務運動,指學習西方的行為只是捨本逐未,西方奇技淫巧不足學。且西方的各種技術,於中國典籍中一早已有記載。只是聖賢只談仁義,不談技藝固不彰顯。由此可見,在此時期的中國士大夫普遍仍以中國文化為自傲,又如張之洞,曾指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只是把西學視為技藝的利用,至於文化根底仍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要。而張氏所言之「體用」說也並非各佔一半,而是以中國文化為主體,可見在此時期,士大夫雖然面對西方的衝擊,仍然深信中國文化。

 

  及至「甲午戰爭」爆發,堂堂天朝大國,且已擁有在亞洲最大艦隊的中國竟然一戰敗於東亞小國日本之手,多年經營的洋務運動的成果也付諸東流。並簽下了屈辱的「馬關條約」。洋務運動的失敗使士大夫察覺到,中國之失敗並非只敗於「技藝」之不精,而是更有深一層的不足之處。檢討日本的成功,在於政體方面的改革。因此有士大夫如康有為等大力提倡君主立憲,掀起了百日維新的序幕。此次改革比洋務運動更進一步,不只把眼光放在「技藝」方面,其重點乃在於政體與制度的改革。很明顯,這次改革的提出已涉及至文化方面的革新。但是主持改革的士大夫仍以擁護中國文化為要。如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以繼孔子之傳統作為改革的號召,而譚嗣同著《仁學》,批評二千年來中國政治之專制獨裁,但其所指為「二千年之學皆荀學也」而並不反對孔孟之教。至於努力輸入西方文化的士大夫如嚴復、林紓、梁啟超等人,仍以愛護中國傳統文化為要。可見維新思想雖因為西方文化衝擊而更進一步,但中國士大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仍十分執著。

 

及至清朝進一步腐化,遂有孫中山提出革命。其後有改良、革命之辯,但改良一途經不能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延被推翻。但是共和政體並不能成功推行,接二連三的是袁世凱恢復帝制的醜劇、張勳的復辟、軍閥的割據,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思想、封建思想仍然揮之不去。雖然民國己建,名義五上己是共和國,但國家也仍然分列,列強交侵,中國面對著亡國的危機。在此時,知識分子開始對中國文化重新估量。經過學習西方「技藝」與制度的失敗,知識份子漸漸發覺要使中國富強並不在於那些皮毛方面的改良,而是要從中國最根本的文化問題著手。他們發現使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不只是武器與政治制度不及外人,更重要的是中國最根本的文化問題例如家族制度、儒家思想等維護中國幾千年發展的、一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不再符合現代國家的需要。因此中國要富強便要革去一切以往所堅信不移的文化信念,而要吸收西方的文化精神。在這時有大呼「全盤西方」者;有言「打倒孔家店」者;有倡漢字拉丁化者;有提議把中國經典丟到飋茅矻廁者。一時為國人所信、維繫中國發展達二千多年的傳統文化一變而為阻礙中國進步的磐腳石;社會上所行之各種禮制、習俗背後的文化依據一時變成了罪惡的來源。此時終使知識份子釀成文化的危機,而中國文化的一無事處,中國人所行的一切憑藉一時盡失,而使此文化危機達至高峰。

 

 可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西的文化接觸使中國知識份子漸漸對中國文化產生疑慮,及至五四時期更演至對中國文化的全面否定,部分知識份子更提出全盤西化的極端說法,也顯示了中國知識份子在此時的文化危機己達到高峰。

 

二零零零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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