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革命

陳仁啟

 

新文學的提倡並不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早在一九零一年,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中已疾呼「文言興而後實學廢」、「白話行而實學興」。而陳榮袬其後也發表了《論報章宜改用淺話》一文,提出「變法以開民智為先,開民智莫如改革文言。」(胡維革,1994)周策縱指出,十九世紀末,文學改革的思想已然萌芽,例如提倡新詩、散文著重實用的目的、提出文學應當描寫生活、創造漢字拼音系統、一些雜誌開始使用白話文等。(周策縱,1999)但是新文學的蓬勃發展和最後取得勝利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勞。五四學人提倡新文學有其現實意義,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是新文學運動的領袖,前二者首舉文學改良與革命的義旗,從理念上擊倒舊文學開新文學的局面,後者以大量作品作範例,以實踐的精神最終完成了文學革命的事業。

 

五四新文化的學者為甚麼要提倡新文學,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一書中提出了三個重點,本文依此加以發揮﹕

 

首先,新文化的領袖們認為文言文是已經死亡的文字,這種文字不再能表達現在活生生的思想。胡適說﹕「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游》文字也。」(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他們從歐洲的經驗找到歷史的證據,指出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各國自覺地廢棄早已死亡的拉丁文作為他們的書寫文字,改為拼寫各國的口語代之,而有輝煌的西方文化。陳獨秀在其《文學革命論》中說﹕「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轉引自周策縱,1999)

 

其次是新文化的領袖們認為口語作為一種活的語言,是創作新文學的唯一的適用媒介。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指出﹕「這二千年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絕不能產出活文學。」他又說﹕「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轉引自周策縱,1999)胡適又說﹕「我們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裡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順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的唯一利器。」(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

 

第三,新文化的領袖們認為舊文學標榜「文以載道」和「道德原則」,這些舊思想都應該被取代。新文學要為文學而文學或者表達更深更廣的理想。陳獨秀指出舊文學「其形體陳陳相因,有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轉引自李澤厚,2003) 胡適也說﹕「縱觀文學墮落之因,蓋可以『文勝質』一語包之。文勝質者,有形式而無精神,貌似而神虧之謂也。欲救此文勝質之弊,當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質,軀殼內之精神。」(轉引自周策縱,1999)李大釗明確指出新文學要「掊擊時政,攻排舊制,否認偶像的權威,詛咒形式的信仰,衝決一切陳腐之歷史,破壞一切固有之文明。」(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總之,舊文學的形式已不再適用於新時代,新時代、新思想需要新的文學作為載體,要推行新文化,更新國民性,清洗一切封建思想和阻止舊文化的復辟,文學革命、推動新文學是必然的。

 

新文學的推行如火如荼,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新青年》雜誌全部採用白話刊行;一九一九年十月,全國教育聯會要求政府提倡白話文;一九二零年一月十二日,教育部正式要求小學一、二年級起國文教學以白話文替代文言文;三月廢除所有小學文言文教科書;一九二零年和一九二一年,白話文定為國語。而中等以上的學校也普遍採用了白話文教學。(周策縱,1999)與此同時一些文學組織也陸續成立,最著名的有文學研究會和和創造社。其後又出現了新的文學團體,如語絲社、新月社和後來的左翼作家聯盟。這些文學組織大力提倡新文學,用白話文創作,並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包括日本、德國、法國、美國、英國、西班牙、瑞典、挪威、匈牙利、俄羅斯、奧地利、波蘭、比利時、印度、猶太巴勒斯坦、愛爾蘭、意大利、荷蘭、及玻利維亞。」(周策縱,1999)而大量的文學刊物也陸續出現,例如有《小說月報》、《文學周報》、《創造季刊》、《創造周報》、《新潮》、《淺草季刊》、《沈鍾》、《莽原》、《狂飆》和《晨報副刊》等。新文學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和思想起著極其重大的影響。其中胡適從理念上首先舉起文學革新的大旗;而魯迅則從實踐中發表大量著作和介紹外國文學思潮。

 

胡適是文學革命的首義者。他於一九一六年還在美國讀書的時侯便寄信給陳獨秀,提出改革文學的八項主張,被登載於《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其後撰《文學改良出芻議》,闡述推動新文學的「八事」主張。對於胡適的首倡新文學,陳獨秀給予肯定。陳獨秀在其《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指出「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轉引至陳哲夫等,2002)可見胡適是新文學的首功者,新文學對後世之各種影響,雖不能全歸功於他,但五四新文學的展開卻與他不可分割。

 

而胡適對新文學的貢獻不止於新理念的宣傳,他還實事求是地進行實踐。他嘗試用白話寫詩,並很快地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他本著「實驗主義」的精神,實踐「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的理念。他說﹕「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採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這種主張,可叫做『詩體的大解放』。」(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由於胡適的嘗試,不少文學家也開始嘗試,例如沈尹默、劉半農、魯迅、周作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陳行哲等人。其後新詩發展越來越成熟,出現了徐志摩、朱自清、聞一多、郭沫若、冰心等出色的新詩詩人。

 

胡適為了宣揚「白話是中國文學的正宗」,用歷史演化論的觀點說明他的主張。他從一九二一年起,在北京教育部辦的第三屇國語講習所用了八個星期的時間,從「我為甚麼要講國語文學史呢﹖」開始講,共十五講至「南宋的白話文」,有系統地陳述了中國白話文的發展歷史。其後講詞修訂而為《白話文學史》上卷。魯迅認為﹕「不算是一本很好的書,但是我們今天回頭來看,似乎也不能完全否定他的歷史意義。」(丁冠之等編,1983)這「歷史意義」便是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追尋白話文的根,證明白話文可作為普及文體的理據。胡適曾「指出中國早在佛書輸入時就開始用白話進行翻譯了,唐宋至元代都有白話。」(陳哲夫等,2002)這一理論無疑是加深了人們對白話的認識,反駁了守舊者的復古提倡文言文的論調。白話文學作為傳播新思想,推動社會革新的文化載體也得以牢固的發展。

 

李澤厚認為﹕「魯迅是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無與倫比的文學家兼思想家,他培育了無數青年。」(李澤厚,2003)的確,魯迅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他運用他那比刀子還鋒利的筆尖揭破了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假面具,把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盡顯無諱,教人反省和深思,使國人面對現實創造未來。

 

魯迅說﹕「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轉引自李澤厚,2003)而他自己便身體力行地對封建社會的陰暗面提出揭露與控訴。李澤厚便指出這一點﹕「從孔孟經書到二十四孝,從傳統道德到宗教迷信;從『保存國粹』到『東方文明』,從『神童』到遺老,從《估學衡》到《咬文嚼字》,從《我的節烈觀》到《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從血蘸饅頭首治肺癆(《藥》)到『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的感嘆(《風波》)……一支支無可抵擋的匕首和投槍射向了『根深蒂固』實即占據當時社會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現實,堅決『撕去舊社會的假面』,露出它吃人的禮教。」(李澤厚,2003)從此「吃人的禮教」一語成為了人們對封建思想的控訴。五四時期,青年們追求個性自由,突破家庭倫理的枷鎖,要求自由戀愛,解放婦女等等一連串的訴求都標誌著對這「吃人的禮教」的反動。

 

對於廣大不幸的中國人民,魯迅對他們的遭遇表示哀傷與同情,但對他們甘於現狀,不起來力爭表示強烈的憤怒並加以鞭撻。魯迅利用他強而有力的筆鋒展示出廣大不幸的中國人民的本性,並藉著這種揭露喚醒國民的自覺。他說﹕「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轉引自李澤厚,2003)例如《阿Q正傳》中的「阿Q精神」展示了中國傳統農民的典型面貌;《孔乙己》中的落泊的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形像都叫人深思和警醒。林啟彥指出魯迅對這些人物的形象化描述,「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裡黑暗與落後的一面,指出了國民性的弱點,對喚起民眾的覺悟起很大的作用。」(林啟彥,1994)

 

參考書目﹕

李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李澤厚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湖南,岳麓書社,1999

林啟彥﹕《中國學術思想史》,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

陳哲夫等﹕《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

胡維革﹕《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丁冠之等編﹕《中國近代著名哲學家評傳》,濟南,齊魯書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