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譚嗣同的思想

陳仁啟

 

譚嗣同的《仁學》分上下兩卷,共五十篇,內容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哲學、宗教和孔墨各家學說等。書中所論要旨環繞「仁」、「以太」、「心力」三個命題,再由此引申出譚氏所關心的政治、社會問題。在這方面,譚氏提出「衝決網羅」的口號,具體是﹕衝決利祿之網羅;衝決俗學,例如考據、詞章之網羅;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衝決君主之網羅;衝決倫常之網羅;衝決天之網羅;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衝決佛法之網羅。

 

「仁」的概念是譚嗣同《仁學》的中心思想。他說﹕「仁為萬物天地之源,故唯心」。「不生不滅仁之體」。因此,「仁」是譚嗣同哲學體系中的本體。它在天地萬物之先,所以是先驗的,具有形而上學的意義,而不單是傳統儒家的倫理意義。而這個「仁」生天生地,故可與萬物相感通。所以他又說﹕「天地間亦仁而已矣」。在此便落到倫理的層面,「仁」而具有知、勇、義、禮、信的本質,而統貫眾德。又因為「仁」是統貫眾德而可為統合儒、佛、耶三教的倫理基礎。譚嗣同又說﹕「仁以通為第一義」,「仁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因此仁者能通能感,譚嗣同解釋說﹕「通之義,以『道通為一』為最渾括」。他提出「四通」之說﹕中外通,男女內外通、人我通。所謂「通之象為平等」,因此由通而可建立平等的關係。

 

「以太」是英文字ether的音譯,是西方物理學的概念,意思指無所不在的無形物質。而譚嗣同把「以太」解釋為與「仁」相當而僅次於「仁」的重要概念。它不但可以解釋物理現象,還是物理現象動力的來源。譚嗣同這樣解釋「以太」﹕「偏法界、虛空界、眾生界,有至大之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洛,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孔謂之『仁』,謂之『元』,謂之『性』;墨謂之『兼愛』;佛謂之『性海』,謂之『慈悲』;耶謂之『靈魂』,謂之『愛人如己』、『視敵如友』;格致家謂之『愛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眾生由是出。」以太是超感性的,但有「微生滅」的現象。因此,雖然以太不生不滅,永遠只能存在於以太本身的變動中,但藉「微生滅」而轉化出「生滅」的關於事物運動、變化、發展的觀點。因此﹕「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

 

至於「心力」,譚嗣同說﹕「仁以通為第一義,……心力也,皆指出以通之具」。所以「心力」便是感通的能力。譚嗣同又說﹕「心力可見否﹖曰﹕人之所賴以辦事者是也。吾無以狀之,以力學家凹凸力之狀狀之﹕愈能辦事者,其凹凸力愈大;無是力,即不能辦事,凹凸力一奮動,有挽強持滿,不得不發之勢,雖千萬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仔也。」在此,「心力」也便是生命力,「心力」強也便是生命力強。但是人民往往「假之以相鬥,故才智愈大者,爭亦愈大,此凹凸力之為害也」。因此必須賦予生命力以仁的意義和理想,生命力便可用於正軌。

 

譚嗣同又繼承王夫之「道不離器」的學說,指出﹕「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曰上曰下。明道器之相為一也。衡陽王子申其義曰﹕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無其器則無其道。」「竊今人之所謂道,不依器,特遁於空虛而己矣,故衡陽王子有道不離器之說,曰無其器則無其道,無弓矢則無射之道,無車馬則無御之道。」「則道必依於器而後有實用。」可見他的哲學思想具唯物色彩。

 

譚嗣同在《仁學》中提出反名教的思想。他認為﹕「自禮明親疏,而親疏於是乎大亂」。又說﹕「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賓,而決非實也。」他不但反對三綱、名教,而且批判五倫。他認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均是桎梏個人自由的枷鎖,唯有朋友一倫才能發揮個人自由的精神。他希望未來的中國,人人在社會上都能得到平等,都能享有自主之權,這是他反名教的最終理想。

 

譚嗣同又提出反專制的理想。他認為孔子立教的宗旨是「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極力抨擊那些「視天下為其橐中之物,」「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的獨夫。他指出合理的君臣關係﹕「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可見,譚嗣同的富有民主的精神。他繼承王夫之、黃宗羲的民主思想,又吸收西方民主的理念,提出了民為國家主體的概念,明確指出君為民所舉,目的是為民服務,一旦君不能稱職,民有改易君主的權利。而臣是輔助君處理民事的,服務對象仍然是民,君臣同性而異明。

 

譚嗣同通過對君臣的闡義之後,進而抨擊歷代那些所謂盡忠事國的臣子,只不過是竭澤而漁的助紂者,「君為獨夫民賊,而猶以忠事之」,他們所謂的「為國」其實是「為君」,而非為民。他指出「君亦民也」,「民之於民無相死之理」;「民本君末」,「本之與末,更無相為死之理。」「止有死事之理,決無死君之理」,因此所謂「死節」只不過是「愚忠」的行為。

 

參考書目﹕

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

李澤厚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李春光著﹕《清代學人》,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