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對中國藝術的貢獻

陳仁啟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紀四》評宋徽宗曰:「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L斥正士,狎近姦諛。」又曰:「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用心一偏」、「玩物喪志」蓋是徽宗亡國之因。傳統史家之論甚是。但筆者認為就政治史而言則是,就藝術史而言則宋徽宗不失為一代藝術天才。他對中國藝術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一偏」於政治而忽略他在藝術方面的貢獻,那是不公平的。現在試從藝術史方面論述之。

中國的皇家畫院始創於五代後蜀明德二年(公元935年)成立的翰林圖畫院,由蜀主孟昶所創。但到宋徽宗時才得到蓬勃發展。崇寧三年(公元1103年),徽宗委任名書畫家米芾為書畫學博士,對畫院進行改革。大觀四年(公元1109年)三月下詔:「書入翰林書藝局,畫入翰林圖畫局」(《宋史》卷二十)政和中(公元1111至1117年)設立畫學。用太學法補四方畫工,以「進士科下題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藝能。」對於入職畫院的畫家,宋代制度規定:「凡以藝進者,雖服緋紫,不得佩魚。」但到徽宗朝,為了提高畫家的地位便允許書畫院的出職人員佩魚。而在皇帝召見時,待詔立班也以畫院為首,書院次之,而琴院、棋工、玉工、百工更在其次。可見對畫院的重視。

徽宗對培養繪畫人才不遺餘力。他「益興畫學,教育眾工。」時常親臨畫院教授畫技。又強調畫家的文化修養。《宋史》卷一百五十七記云:「畫學之業,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鳥獸、曰花竹、曰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授。《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畫意與否。」又例如開進士科取畫學之士全以詩句為題,把繪畫與文學聯接起來。他要求畫家「不倣前人」,要以創新為己任。評畫的標準是:「筆簡意全,不模仿古人,而盡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韻古為上;模仿前人而能出古意,形、色象其物宜,而設色細、運思巧為中;傳模圖繪,不失其真為下。」但這是對創作的強調。他要求每一位畫學生要勤力臨摹古畫,從古人的技法中吸收營養以奠定良好的基礎。因此,徽宗每十天便從御府藏畫中取出兩匣,供學生臨摹。唐以前的古畫現在我們已經很難看到。但經過徽宗及其學生的臨摹,也使我們能一窺古畫的大概。例如現存唐代周昉的《搗練圖》、張萱《搗練圖》、唐人《宮樂圖》、《虢國夫人遊春圖》等都是這個時期臨摹的。由此可見,徽宗既要求創新,同時又著重良好的基本功。

談起培養後進,我們不能不講徽宗對年青畫家王希孟的教導。在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堙A有蔡京的一段跋:「政和三年閏四月一日賜。希孟年十八歲,若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逾半載及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可見在藝術的領域堙A身為九五之尊的宋徽宗也能紆尊降貴,親自指導學生使其成才。而王希孟也在他的教導下創作了希世名畫《千里江山圖》卷。

除了對畫院畫家的提拔及畫學生的教導外,徽宗的藝術造詣也是非常高的。他的書法初師承黃庭堅,後學薛稷,而變其法度,創造出墨[清瘦、峻刻、遒勁堅挺的「瘦金體」。徽宗曾經自稱:「萬幾餘暇,別無他好,惟好畫耳。」繪畫方面山水、花鳥、人物無一不精,而「獨於翎毛,尤為注意」(《畫繼》)因此他的花鳥畫也成為名作佳品。現存的《竹禽圖卷》、《紅蓼白鵝圖》、《芙蓉錦雞圖》便是他的作品。他對於藝術鍥而不捨,未成為天子時即尊心藝術,成為天子後更是全情投入,即是當亡國後被虜到金國,仍然不間斷。清朝乾隆年間,副都統綽克托在白都納城(金時稱五國城)挖出一個紫檀匣,堶惇O宋徽宗所畫的鷹軸。五國城是宋徽宗亡國後被囚禁的地方,由此可見宋徽宗對於書畫藝術至死不渝。

宋徽宗的畫藝高超我們可以從以下幾件事看出。有一次,一位少年畫家畫了一幅月季花的畫作。徽宗細心觀察,發覺所畫的是春天日中的月季,因而對少年大加讚賞。又有一次,一位畫師畫了一幅孔雀圖。徽宗看了極不滿意,畫師始終看不出有何不妥。最後徽宗指出孔雀起飛是先舉左腳,而畫中所畫的卻是先舉右腳。畫師聽後,對徽宗佩服得五體投地。由此可見徽宗的觀察力是何等的敏銳。在創作方面,徽宗深入觀察鳥的眼睛。然後用生漆點畫鳥眼,使其隱然凸起,富於立體感,栩栩如生。充份地表現出他的藝術天才。

談起中國的畫史及繪畫理論,我們不能忽略《宣和畫譜》。對於這本書的作者歷來眾說紛紜。例如元人袁桷的《清容居士集》便指出是蔡京及蔡卞所作。但不管何人,這本書一定和徽宗有關。首先,本書成於宣和年間,徽宗是當時的畫壇盟主,對本書一定有影響;從其內容而言,則多貶訴司馬克、文彥博、蘇軾等人,而對於王安石、童貫等人則甚為尊敬;此書收錄魏晉以來名畫,凡二百三十一人,六千三百九十六軸。在當時如果沒有皇室的支持不可能得到這麼多畫。而且「宣和」是徽宗的年號,歷代承諭旨作書常以帝王年號名之。例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便是承宋太宗之旨而作(太宗時有年號「太平興國」)。因此,《宣和畫譜》也可能是承徽宗之意。此書搜集畫之多,保存畫家人名之眾,對研究中國繪畫起著重要的貢獻。而其中提出的畫論也為中國繪畫建立理論基礎。例如強調人品與畫品的關係:「是皆不獨畫造其妙,而人品甚高若不可及者。」強調畫與文的關係,例如稱李成:「善屬文,氣調不凡。」強調畫的寫意性:「皆吐其胸中而寫之筆下」,這都是影響中國繪畫的理論。我們可以也說這是徽宗的貢獻。

經濟學理論有所謂「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即一個人不能在同一時間做多項事情,要尊心從事一項,則必要放棄其他。這被放棄者便是機會成本。同樣,宋徽宗要在藝術上有所成就,在政治上也便沒有作為了。歷史上像宋徽宗的皇帝很多,例如:李後主之於詞學、南齊蕭寶卷之於雜技,陳後主之於詩學,明熹宗之於木工等。這些人往往被稱為昏君。但讓我們試想一下,現在我們稱李白為詩仙、讚唐寅的畫藝、王羲之的書法。如果他們也像以上的昏君成為皇帝,那麼我們是否可以保證他們不會成為昏君。相反周武王、漢高祖、唐太宗也不見得在藝術方面有何大成就。傳統史家只著眼於政治而評論宋徽宗為昏君,蓋做昏君不是他的意思,而只是命運的安排。假使趙佶、李煜、蕭寶卷、陳叔寶、朱由校不是皇帝,也許他們會與李白、吳道子、唐寅、王羲之等同受後世的尊敬!

 

參考書目:

(元)脫脫等撰:《宋史·徽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

(宋)鄧椿:《畫繼》,收於上海書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的《中國書畫全書》,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五千年》,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等出版,1991。

陳傳席:《中國山水畫史》,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6。

向斯、王霜:《帝王後宮紀實》,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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