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排滿思想」與鄒容的《革命軍》

陳仁啟

 

 

清朝末年的「排滿思想」伴隨著革命思想而起,革命與排滿關係密切。孫中山說﹕「我們推翻滿洲政府,以驅除滿人那方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方面來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它分作兩次去做。」(轉引自陶緒,1995)「排滿」是清末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將探討清朝末年「排滿思想」產生的原因,並以鄒容為例說明排滿思想的內容、表述方式及社會上的影響。

 

清朝末年「排滿思想」產生的原因最主要是民族危機逐漸深重的刺激。自鴉片戰爭以來,外敵交侵。甲午戰爭後,中國更敗於「蕞爾小國」的日本,民族自尊心受到嚴重的打擊。「馬關條約」簽訂後,掀起了列強瘋狂的割宰中國的行動,終於暴發了仇外排洋的「義和拳之亂」。八國聯軍遂起,清廷與各國簽下了屈辱的「辛丑條約」。八國聯軍的入侵和「辛丑條約」的簽訂使國人感受到自我保護無力和無可依傍的強烈失落感。「這種心態,使庚子年激越昂揚而又事過境遷的『滅洋』情緒,轉化為更加深入於內心的對現實苦難的體驗和感受。」(彭明等,1999)清廷也由自大而變為懼外和媚外。一向不輕易為外人「覲見」並要求外人要三跪九叩的清皇室也放下了他們的「莊嚴」。一九零二年,逃亡回京的慈禧太后以「格外多禮、格外莊嚴和給予外國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況下」第一次「覲見」了各國使節,並向那些在義和團圍攻使館時被受驚嚇的大使夫人們致以問候,並且「一邊說話,一邊流淚」。(彭明等,1999)而當時的北京街道上,據齊白石的回憶﹕「洋人往來,各持以鞭,坐車上,清國人車馬及買賣小商讓他車路,稍慢,洋人以鞭亂施之;官員車馬見洋人來,早則快讓,庶不受打。大清門側立清國人凡數人,手執馬棒,余問之雨濤,知為保護洋人者,馬棒,亦打清國人者也﹗」(轉引自彭明等, 1999) 這均反映了清廷的懼外、媚外的心態。這心態顯示出清廷不但不能保護國人免受外人的欺壓,而且已成為了洋人的奴才欺壓國人。彭明等人指出﹕「以昧於外情為心理底色的籠統排外激情,在一部分國人中迅速滑向了基於同一底色的恐外和媚外;而同這種變動相適應,則是更多數的國人對於維繫舊式民族心理的政治標識——清朝政權的不滿和絕望。」(彭明等, 1999)當時的革命黨人明確指出,清廷已淪為「洋人的朝廷」。陳天華於《警世鐘》說﹕「我們分明是抗拒洋人,他不說我們與洋人作對,反說與現在的朝廷作對,要把我們當做謀反叛道的殺了,列位,我們尚不把這個道理理清,事事依這朝廷的,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難道說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嗎﹖」(轉引自陶緒,1995)滿清政府的所作所為已到了國人所不能容忍的地步。當時陶成章便指出﹕「滿漢二族利害關係全然相反,欲求自全,非先除去滿人不可,由是漢滿種族之問題漸生,而排滿之風潮起矣。」(轉引自陶緒,1995)

 

傳統的「夷夏之辯」觀念再加上清初的反滿思想和滿清一直以來對漢人的高壓手段也是「排滿思想」的導引線。傳統中國有「內華夏外夷狄」的觀念,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更是漢人「夷夏之辯」的明確表態。滿清入關後,對明遺民進行了「剃髮易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高壓政策,激起了漢人極大的反滿情緒。當時不少著名的知識分子重新申明了「夷夏之辯」觀念。例如黃宗羲提出﹕「三代以後,亂天下者無如夷狄。」而王夫之也提出﹕「夷狄非我族類者也,蝥賊我而捕誅之,則多殺而不傷吾仁」。(轉引自陶緒,1995)而康熙朝的莊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時的呂留良案等等的文字獄都與反清思想有關。雍正著《大義覺迷錄》,提出﹕「天下之大,惟在有德者居之,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有華夷之論哉﹖」(轉引自陶緒,1995)欲以反駁「夷夏之辯」,此也正側面反映了當時反滿情緒在社會的流行。而清代的地下反清組織——天地會也終清一代提出「反清復明」的口號,並時有反清的起事,如乾隆年間的台灣林爽文起事便是一例。所以孫中山也稱天地會「本來也是一個革命黨」。這一反清傳統最終匯成了清末排滿的思潮。革命黨人在宣傳排滿思想時便大量印發了《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等書,宣揚滿人入關後對漢人的殘忍行動,喚起國人的排滿情緒。

 

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為排滿運動製造了思想基礎。甲午戰爭後,中國敗於日本,使舉國震驚。梁啟超說﹕「昔者不自知其為國,今見敗於他國,乃始自知其為國也。」(轉引自彭明等,1999)當時梁啟超創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和其他知識分子創辦的報紙、例如﹕《國民報》、《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新湖南》等都積極介紹民族主義理論。而嚴復譯《天演論》,其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概念,使國人戰慄;至於盧梭的自由平等學說和《民約論》中的民權思想,均激起國人爭取民族自治、民族自強的情感。梁啟超明確提出「民族主義」和「民族帝國主義」的概念。而《浙江潮》則闡述﹕「帝國主義者,民族主義為其父,而經濟膨漲之風潮則其母也。」(轉引自彭明等,1999) 《湖北學生界》創刊號在《敘論》中指出﹕「自民族主義一變而為帝國主義,亞洲以外之天地一草一石無不有主人翁矣,鷹麟虎視者數強國,四顧皇皇無所用其武,於是風飆電激席捲而東,集矢於太平洋,亞洲識微之士莫不深臏蹙額,驚走相告曰﹕危哉中國﹗其為各國竟爭之中心點也。」(轉引自陶緒,1995)陶緒對西方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樣論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人創辦的報紙雜誌幾乎都曾發表刊登過介紹有關西方民族主義思想方面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有譯文、論述、小說、圖畫等形式來介紹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想;而且有很多的介紹文章把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同中國的社會實際結合起來,對晚清民族主義思潮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陶緒,1995)由於西方近代民族思想的介紹和中國本土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使民族情緒逐漸高漲。在外國帝國主義的強力威迫之下,以滿人為軸心所組成的朝廷不但不能為國人抵抗外侮,反而成為帝國主義殖民者的的奴才,反過來欺壓國人,因此排滿思想也越加熾烈。

 

鄒容是清末排滿思想濃烈的代表人物。他撰寫了《革命軍》一書,宣傳革命思想,此書在清末流行甚廣,風行海內外,銷售達一百萬冊以上,在短期內印刷二十多版。其中他的反滿思想在本書中明確闡述,計有以下各點﹕

 

第一,指責清廷在用人上不平等。全國佔大多數的漢人所佔官位少,而佔小數的人口的滿人卻霸佔了大部分的重要官職。鄒容說﹕「如內閣衙門,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漢侍讀學士六、漢軍漢侍讀學士二」;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我同胞不見夫彼所謂八旗子弟,宗室人員,紅帶子,黃帶子,貝子貝勒者乎﹖甫經成人,即有自然之祿俸,不必別營生計,以贍其身家,不必讀書向道,以充其識力,由少爺而老爺而大老爺而大人而中灶,紅頂花翎,貫搖頭上,尚書待郎,殆若天職。反漢人而觀之,夫亦可思矣。」(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

 

第二,揭露滿清政府壓迫漢民。鄒容說﹕「今試遊於窮鄉原野之間,則見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鋤田隴畔,終日勞勞,而無時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為農者乎﹖若輩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滿洲人派設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刮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攤賠款,其猶著者也。是故一納稅也,加以火耗,加以錢價,加以庫平」。(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而且又容許洋人販賣華人合到海外,以至「飢寒交迫,葬身無地」。他說﹕「吾敢曰滿洲之虐待我。」(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

 

第三,批判滿清政府踐踏粗暴人權。鄒容說﹕「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必登新聞數次,甚至數十次不止。司法官審問案件,即得有實憑實據,非犯罪人親供,不得定罪,何也重生命也。吾見乎吾同胞每年中,死於賊滿人借刀殺人,濫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幾。賊滿人之用酷刑於中國,言之可醜可痛,天下怨積,內外咨嗟。」(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

 

第四,對清皇室的驕奢淫逸提出控訴。鄒容說﹕「乾隆之圓明園,已化為灰燼不可憑借。如近日之崇樓傑閣,巍巍高大之頤和圚,問其間一瓦一礫,何莫非刻刮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之道,作阿房宮,天下後世,尚稱其不仁,於圓明園何如﹖」(引自胡維革,1994)

 

第五,批評清廷濫收富商大賈的賦稅,疾礙經濟發展。鄒容說﹕「若者有捐,若者有稅,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又加以洋關,震之以報效國家之名,誘之以虛銜封典之榮,公其詞則曰派,美其名則曰勸,實則搞吾同胞之髓,以供其養奴之費,修頤和園之用。(引自胡維革,1994)清廷的所作所為,嚴重地把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引向絕境。

 

第六,斥責清王朝投降媚外。鄒容指清廷割我同胞之土地,搶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灣、膠州之本心,所以感發五中者也。」(引自胡維革,1994)至於原為滿洲發源地的東三省,清廷也「今乃再拜頓首,奉獻於俄羅斯」(引自胡維革,1994),連祖宗的土地也不要了。

 

鄒容甚至激烈地提出要殺盡滿人,以至當時也身為革命黨的蔡元培提出異議。蔡認為﹕「苟滿人自覺,能放棄其特權,則漢人決無殺盡滿人之必要。」(轉引自杜呈祥,1982)但是鄒容激烈的排滿反清言論大大地作出了宣傳作用。在社會上「培養成一股無形的反滿抗清的力量。」(杜呈祥,1982)孫中山在海外宣傳革,初時不受重視,海外關心國事的華僑也大多受梁啟超維新派的影響,及鄒容的言論蓆卷,革命思想的散播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孫中山曾經說﹕「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初盛時代也。」(轉引自杜呈祥,1982)

 

在國內,鄒容的思想影響更大。當鄒容因「蘇報案」被捕後,湖北的革命團體「日知會」為了加強宣傳革命,曾在上海派發《革命軍》,散佈鼓吹。當時不少年青志士均受到鄒容思想的極大影響而投身革命。例如於一九零五年謀炸清廷派歐洲考察政治五大臣的吳樾曾表示﹕「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軍》一書,三讀不置。」(轉引自杜呈祥,1982)又而蔣介石在年青時代也深受鄒容革命思想影響。有記載說蔣介石二十二歲時「見鄒容《革命軍》一書,酷嗜之,晨夕覽讀,寢則懷抱,夢寐間如與晤言,相將提戈遂殺,韃靼虜。其醉心民族主義如此。」(轉引自杜呈祥,1982)而蔣介石也自言《革命軍》「是啟發民族大義,確立我革命思想的基礎。」(轉引自杜呈祥,1982)又如胡適在年青時代也深受影響。他自述說﹕「有一天,王君借來了一本鄒容的《革命軍》,我們幾個人傳觀,都很受感動,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所以我們到了晚上,等舍盬查夜過去之後,偷偷起來點著蠟燭,輪流抄了一本《革命軍》。正在傳抄革命軍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廳去考試。」(轉引自杜呈祥,1982)可見鄒容的思想對當時青年人影響之大。如胡適等少年因讀了鄒客的書而不去參加滿清的官廳考試,可見鄒容排滿思想影響之巨。辛亥革命之成功,志士仁人們前赴後繼,其排滿思想濃烈,鄒容的宣傳起著重大的作用。

 

參考書目﹕

彭明等編﹕《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1840194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胡維革﹕《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陶緒﹕《晚清民族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陳哲夫等﹕《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

杜呈祥﹕(鄒容的思想演變及其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之地位),載於周陽山等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