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論東西文化

陳仁啟

 

 

梁漱溟,原名煥鼎,字壽銘,又字漱冥,祖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先輩為蒙古族血統,後與漢族融合,歸為漢族。(張文儒,2001)

 

梁漱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是對東西文化差異的比較和分析。他拋去了如陳獨秀輩對東西文化的浮面分析,也異於《新青年》諸學者們的全盤西化論調。他穿透文化的表層,探究文化的根源,指出文化沿於生活,生活沿於人們的態度,態度出於意欲。他提出,由於意欲的不同,中國、印度和西方形成世界上三種不同的文化形態。他認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梁漱溟,1999)而「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同上)至於「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同上)這便是他所稱的世界文化的三條路向。西方文化是第一條,人們必先走完這一條,然後進入第二條(中國文化)和第三條(印度文化)。他指出由於中國文化的早熟,未待走完第一路便拐入第二條路,至使碰到西方文化而相形見拙,他提出,現代中國應重新先把第一條路走完,然後再走第二條路,但他相信中國文化是未來世界文化的共同路向。對於梁漱溟的這套理論,曹躍明稱他「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正式建立具有文化相對論意義的文化類型理,開創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中西文化討論中一個新時代。」(曹躍明,1994)

 

梁漱溟並非是一名只顧埋首於故紙堆內做研究的學者,他身體力行,對自己的理論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實踐工作。他深信中國的未來要從農村的改革開始,他於一九二八年發表《鄉治十講》,一九三零年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探討中國農村改革問題。他從事鄉村建設的活動大至可分為兩期,第一期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夏舉辦的河南鄉治學院;第二期是一九三年九月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在山東舉辦的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鄉治實踐中,他反對人們一味追求物欲,認為人們應該追求人的心理平衡和滿足;他又倡導知識份子要與農民相互合作使得上下「接氣」,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

 

梁漱溟以佛入儒,以佛學理論融合儒家思想探究中國文化的出路。他早期深信佛學,曾著《究元決疑論》借物理學裡的「以太」證明物質以外有非物質的精神現象從而論證「心緣鏡起,鏡依心境」的佛學命題。他又著《印度哲學概論》縱述印度佛學與哲學,並精研佛學唯識派,著《唯識述義》。其後他由佛轉儒,表明是為孔子打抱不平,注重社會人生,探究中國文化。從梁漱溟的世界文化分析,不難看出他的佛學背景。如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對「生活的說明」一段,表明以「佛家或唯識家的意思」(梁漱溟,1999)說明。而在文化三路向說中提出印度文化一途,也是他對佛學、印度哲學研究後的洞悉,這是他哲學思想的重要特色。還有他早期對西方心理學家柏格森的學說的研究也成為他的理論基礎,梁漱溟這種融會東西文化的磅礡精神,使他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中佔了一個不可動搖的重要地位。

 

梁漱溟著作等身,其重要者有《究元決疑論》、《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朝話》、《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我的努力與反省》、《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等。

 

梁漱溟對中西文化的評價,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所述甚詳。基於他不同文化出於不同意欲的理論,梳理出中西文化的異同。其重點是西洋文化在學術上具科學精神,在社會上有民主精神。他說西方文化「一個便是科學的方法,一個便是人的個性申展,社會性發達。前一個是西方學術上特別的精神,後一個是西方社會上特別的精神。」(梁漱溟,1999)而中國文化基於本身的意欲取向二者欠奉。

 

先說科學﹕

 

中西文化皆有技術,但中國人的制作工程專靠工匠的心心相傳的手藝。西方則不同,西方「用一種方法把許多零碎的經驗,不全的知識,經營成學問,往前探討,與『手藝』全然分開,而應付一切,解決一切的都憑科學,不在『手藝』」。(同上)所以他說﹕「一個客觀共認的確切知識的,便是科學的精神;這種全然蔑視客觀準程規矩,而專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藝術的精神。大約西方便是藝術也是科學化;而在東方便是科學也是藝術化。」(同上)他又說﹕「科學求公例原則,要大家共認證實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貴便在新發明,而一步一步腳踏實地,遂步前進,當然今勝於古,藝術在乎天才秘巧,是獨得的,前人造詣,後人每覺趕不上,其所貴便在祖傳秘訣,而自然要嘆今不如古。」(同上)

 

就知識本身,中國人喜歡整體地看,而西方人則喜歡解釋。因此梁漱溟把中國的稱為「玄學」西方則是「科學」。他說﹕「玄學總是不變更現狀的看法,囫圇著看,整個著看,就拿那個東西看;科學總是變更現狀的看法,試換個樣子來看,解析了看,不拿那個東西當那個東西東西看,卻拿別的東西來作他看。」(同上)他又說﹕「科學所講的是多而且固定的現象」(同上),而「玄學所講的是一而變化、變化而一的本體。」(同上)因此他說﹕「中國人所用的有所指而無定實的觀念,是玄學的態度,西方人所用的觀念要明白而確定,是科學的方法。」(同上)

 

中國人的思想,「因為知識概缺乏不明白這些現象的所以然,……於是便進一步而為有神鬼等等思想。」(同上)而西方人「因為知識概有成就,看出因果必至的道理,……於是就進一步而為無神無鬼等等思想了。」(同上)所以梁漱溟斷定「從西方人的理性方面去看,上帝卻已不容於西方了。」(同上)而「上帝的思想反在中國了。」(同上)

 

以下說民主﹕

 

西方重人的個性伸展,中國的人個性則不的伸展。西方人認為「大家彼此通是一個個的人,誰也不是誰所屬有的東西;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來作主辦,個人的事便自己來作主辦,別人不得妨害。」(同上)至於中國則「是一個人拿主意,並要拿無制限的主意,大家伙都聽他的話,並要絕對的聽話。」(同上)所以中國是「所謂獨裁,所謂專制」;西方是「所謂共和,所謂立憲。」(同上)

 

另一判別中西文化的是「社會性發達」與否。這「是說人類之社會生活的變動,這種變動從組織的分子上看便為個性伸展,從分子的組織,上看便為社會性發達。」(同上)梁漱溟指出「所謂組織不是並合為一,是要雖合而不失掉自己的個性,也非是許多個合攏來,是要雖是個性不失而協調若一。」(同上)在組織上中國社會是「以服從事奉一人為道德」,而西方則「只有對多數人的服從,沒有對某個人的服從。」(同上)因此,梁漱溟說﹕「西方人極重對於社會的道德,就是私德,而中國人差不多不講,所講的都是這人對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同上)

 

梁漱溟對於東西文化的評論,基於他的意欲論。他明白指出,待物質之類的「低問題」解決後,人類將會面對精神方面的「高問題」,因此人類的文化路向便會由西方的「意欲向前」走向中國的「意欲持中、調和」的路向。對於梁的這種文化分析,胡適便曾提出異議﹕「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個簡單的公式裡,這便是籠統之至。」(轉引自李澤厚,2003)如果照梁的說法,為何中國會提早走第二路向,而不順著次序,先走完第一路向,再走第二路向呢﹖梁的解釋是﹕「中國之文化全出於古初的幾個非常天才之創造」,他又說﹕「我總覺得中國古時的天才比西洋古時的天才高些,即此便是中國文化所由產生的緣故。」(轉引自李澤厚,2003)對於這種說法,李澤厚便指出﹕「完全回到聖人創制立教和盲目自大凡庸俗說法。」(李澤厚,2003)因此對於這一重大問題上,梁只是提出如此不堪一擊的理由,使人也感到他在理論上的無力。李澤厚便說﹕「梁只是比較敏銳地描述了中國傳統文化及哲學的一些現象,這些現象的本質、內容、由來、演變,則並未能真正涉及。」(李澤厚,2003)

 

參考書目﹕

方克立、李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家學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張文儒等﹕《中國現代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李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曹躍明﹕《近代中西文化問題與梁漱溟的文化觀》,載於《天津社會科學》,1994,第一期。

熊呂茂﹕《評梁漱溟的東西文化觀》,載於《孔子研究》,2001,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