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近代中國思想的貢獻

陳仁啟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無容置疑的。他對於抨擊封建思想,介紹近代自由民主概念,教育國人、更新國人思想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他的思想言論影響了近代中國的年青知識份子,近現代的知識份子幾乎沒有一個不受到他的感染。但正如有論者所言,他在思想史的地位不在於他的思想的獨特之處,而在於他處於古老而落後的近代中國,對國人傳佈近代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努力和亟亟關心國事教育國民而鞠躬盡瘁的精神。李澤厚說﹕「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傳家。」(李澤厚,2003)他是中國近代的啟蒙宣傳家。他「以其數量極大的作品成為當時青年中最有影響的人物。」(李澤厚,2003)

 

梁啟超一登上歷史舞台,便是一位出色的宣傳家。「戊戌維新」,他以康有為的弟子和康的維新思想的傳播者的姿態出現。他在《變法通議》和《時務報》宣揚亟急變法的需要。他說﹕「變亦變,不變亦變。變亦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轉引自李澤厚,2003)這種振動人心的言論,指出封建當權者們的別無選擇。他以明白曉暢,筆鋒銳利,時帶感情的新文體作武器,率先掀起了中國近代的啟蒙運動。

 

但是正如李澤厚所言,梁啟超在戊戌時期的功勞並非是他在歷史上的主要業績。「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更大,卻主要還是戊戌政變後到一九零三年前梁氏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撰寫了一系列介紹、鼓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緣故。」(李澤厚,2003)這段時期既是梁啟超最具影響力的時期,也是他一生中最具價值的時期。他在這一時期的功勞足以抵銷他所遺留下來的錯誤而有餘。這個時期,他基本上脫離了其師康有為的思想而別樹一幟。

 

梁啟超完成了當時革命派所忽視的啟蒙工作。「他有意識地廣泛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各種理論學說,作了各種《泰西學案》,同時極力鼓吹了一整套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和社會思想。」(李澤厚,2003)「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培根、笛卡爾、康德;從孟德斯鳩到達爾文;從邊沁到孔德;從希臘、馬其頓到意大利匈牙利,各種西方哲學、人物、歷史、地理,都被梁廣泛地介紹過來。」(李澤厚,2003)他的這一介紹,新鮮了國人的眼界,震撼了國人的固有思維。「一切夜郎自大、坐井觀天、抱殘守缺、因循守舊,都在這種知識和觀念的宣傳介紹中不攻自破,褪去神聖的顏色,失去其不可侵犯的尊嚴,而受到理性的懷疑和檢驗。」(李澤厚,2003)他的這種宣傳與教育震懾了當時青年們的心靈。魯迅、胡適、郭沬若、毛澤東等一代思想家無不曾是他的忠誠讀者。郭沬若回憶自己的少年時代時說﹕梁啟超「負載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轉引自李澤厚,2003)

 

梁啟超希望中國能成為民主自由的近代化國家,消除內憂,抵抗外侮,最終能立足於世界。他注意教育、注意宣傳。他說﹕「教育是什麼﹖教育是教人學做人——學做現代人。教育事業雖然很複雜,目的總是歸到學做人這一點。」(轉引自胡維革,1994)他認為教育能更新民智,提高國民的教育水平。他指出通過教育令受教者「備有人格,享有人權,能自動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蠻,能自立而非附庸,為本國之民而非他國之民,為現今之民而非陳古之民,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轉引自胡維革,1994) 梁啟超在維新時期便曾在湖南時務學堂講學,其後又創立文化學院和籌建中國職業教育社,並在清華國學研究所任教,這都可見他在教育方面的實踐。胡維革認為﹕「他雖然沒有被後人正式稱為教育家,但給予教育家的稱號,他是當之無愧的。」(胡維革,1994)

 

梁啟超利用辦報來宣傳近代啟蒙思想。他的抨擊封建極權,推倒守舊思想,介紹西方各種學說,大部分都是藉著報刊作宣傳。他明確指出報刊的功用「一曰對於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為其嚮導者。」(轉引自胡維革,1994)他認為「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轉引自胡維革,1994)據鍾維珍、萬發云的統計梁氏一生親自創辦和主持的報刊有十一種,得到他支持和指導的報刊有六種。在當時和他有關系的報刊達三十種之多。(胡維革,1994)而在他主持最具影響力的報刊便有﹕《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中外紀要》、《改造》、《國風報》等。晚年他仍然為北京《晨報》和上海《申報》等著名報紙寫稿。(胡維革,1994)可見以報紙宣揚思想是梁啟超最善長的方式。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第一位高度評價小說的人。傳統知識分子常把小說視為小道,視為閒書,視此為街頭巷語之談,稗官之未,不登大雅之堂。但梁啟超則發人之所未見,舉起小說革命的旗幟。他在日本帶頭提倡新小說,創辦《新小說》雜誌。他在該刊的創刊號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一文,指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梁啟超,1995)他指出小說有「熏」、「浸」、「刺」、「提」的巨大力量,中國社會過去的迷信思想無不與小說有關,因此要革新社會便要從革新小說起。他說﹕「故今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梁啟超,1995)雖然他的論據有點牽強和片面,但他對小說的重視則一洗過往知識分子對小說的鄙視。清末的小說已異常發達,及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小說更成為知識分子揭露落後國民性,提倡思想革命的有力工具,著名作家魯迅、巴金、矛盾、沈從文等便是一些好的例子。

 

梁啟超又提出新史學的觀念。他認為中國的傳統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轉引至李澤厚,2003)他指出新舊史學的不同是﹕「前者史家不過記載究實,新世史學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降替,雖名為國史,不過一人一家之譜諜,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轉引自李澤厚,2003) 梁啟超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歷史統計學》、《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等論,為新史學奠下了基礎。

 

梁啟超在其宣傳的主要思想是「新民」。他說﹕「《大學》曰作新民,能去其舊染之污者謂自新,能去社會舊染之污者謂新民。」(陶緒,1995)「新民」是有別於封建極權統治下的人民。梁啟超在推行維新變法時,深感洋務運動之失敗在於只知有器物而不知有制度。因此他大聲疾呼﹕「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轉引自胡維革,1994)但變法失敗後,他經過深思,得出「新民」的概念。「新民」是從根本上啟蒙人民的思想,使普遍人民而非獨一仁人志士之具有近代人民的思維質素、眼光。他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轉引自胡維革,1994)

 

封建國家把人民視為被統治的部民百姓,是統治者的順民,必須聽在上者的指令否則便是大逆不道。梁啟超明卻指出﹕「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轉引自胡維革,1994)因此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非君主的附屬品,人民有主理國家之責任及其義務。「政府與人民,皆構成國家之要具也。」(轉引自胡維革,1994)這一思想打破了幾千年來順民的思想,喚醒人民的自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梁啟超抱著「進化其民」的改革觀點,希望能通過教育更新國民。他指出﹕「民智、民力、民德不進者,雖有英仁君相,行一時之善政,移時而掃地盡矣。……故善治國者,必先進化其民。」(轉引自胡維革,1994)他又說﹕「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反一二之代表人以為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代表之人,而強求多數之國民為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故吾所思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轉引自胡維革,1994)他舉例說明波斯、土耳其、南美、中美等國與英、美、德、法、意、奧、俄等國均是立憲國家,憲法條文、國會制度大致相同,但是前者弱而後者強,其主因均在於人民的質素的優劣。梁啟超以國政之優劣繫於人民之優劣,寄望新一國之民以新國政是根本的解決,給日後中國的啟蒙思想家們指引了出路,這是梁啟超眼光之獨到之處。

 

梁啟超提倡新民,而新民的第一步先需了解解「舊民」的病態,能知病態才能對症下藥以新民。他在《呵旁觀者文》一文中指出中國的「旁觀者」有六大派﹕一是渾沌派、二是為我派、三是嗚呼派、四是笑罵派、五四暴棄派、六是待時派。他說﹕「中國四萬萬人,皆旁觀者也。」(轉引自胡維革,1994)他又在《新民說》中指出當時民族心靈的劣根性,胡維革歸納為五點﹕一是缺乏國家思想、二是缺乏社會公德、三是缺乏權利觀念、四是缺乏自由思想、五是缺乏自治能力。(胡維革,1994)只有注視這些國民的劣根性,才有新民的希望。梁啟超對於國民性的大揭發是有重大意義的,他震撼了當時人的人心,使有志於改革國人者能從問題的根本處努力。五四時期,便是試圖從解決民族的根本問題提出啟蒙的思想,暴露民族病態是重要的一環。魯迅在這方面最出色。他的《阿Q正傳》、《孔乙己》等名篇其功都在於此。而梁啟超則是首導者,意義重大。

 

參考書目﹕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胡維革﹕《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陶緒﹕《晚清民族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梁啟超﹕《飲冰室全集》,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