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新文化運動

陳仁啟

 

 

「陳獨秀,原名乾生、由己,字仲甫,號獨秀山民,以號為名。安徽懷寧人。」(林啟彥,1994)陳獨秀早年涉足科場,一九零二年東渡日本求學,開始接觸西方思想。張文儒認為陳獨秀「是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和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張文儒等,2001)陳獨秀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他全面地發掘中國落後的本源,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全面的批判,並一往向前努力尋求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向。

 

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發起人,影響了現代中國的發展路向。一九一五年六月,陳獨秀在上海群益書局創舉《青年》雜誌,發表《敬告青年》等文章,提出「以科學和人權並重」的口號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一九一七年初,他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把《青年》雜誌移師北京,並改名為《新青年》。從此《新青年》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言論陣地,提倡新文化的知識份子如胡適、李大釗、魯迅、吳虞、錢玄同、蔡原培等人均在此發表文章。可以說《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里程碑。

 

陳獨秀是五四時期青年們的導師。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因此他要求青年們「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林啟彥,1994)陳獨秀在宣佈《青年》雜誌的編輯方針時已表明「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雜誌之天職」。(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

 

陳獨秀在批判獨裁提倡民主方面不遺餘力。陳哲夫等人稱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反封建專制主義的一員闖將。」(陳哲夫等,2002) 陳獨秀指出﹕「歐美政治學者詮釋近世國家之通義曰﹕『國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團體,輯內御外,以擁護全體人民之利益,非執政之私產也。』易詞言之,近世國家主義,乃民主國家,非民奴的國家。民主國家,真國家也,國民之公產也,以人士民為主人,以執政為公僕者也。民奴國家,偽國家也,執政之私產也,以執政為主人,以國人為奴隸者也。真國家者,犧牲個人一部分之權利,以保全體國民之權利也。偽國家者,犧牲全體國民之權利,以奉一人也。」(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

 

陳獨秀的另一偉大功績在於破壞舊思想舊道德舊觀念,並提倡科學精神。他說﹕「破壞﹗破壞偶像﹗破壞虛偽的偶像﹗吾人信仰當以真實的合理的為標準;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他又說﹕「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說,怛覺其難通;徵之科學差謂其近是。」(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所謂科學便是現實主義的態度。「現實世界之內有事功,現實世界之外無希望。唯其尊現實也,則人治興焉,迷信斬焉;此近世歐洲之時代精神也。此精神磅礡無所不至﹕見之倫理道德者,為樂利主義;見之政治者,為最大多數幸福主義;見之哲學者,曰經驗論,曰唯物論;見之宗教者,曰無神論;見之文學美術者,曰寫實主義,曰自然主義。一切思想行為,莫不植基於現實生活之上。古之所謂理想的道德的黃金時代,已無價值之可言。」(轉引自陳哲夫等,2002)

 

陳獨秀是文學革命的倡導者。他在其《文學革命論》中說﹕「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轉引自周策縱,1999)他指出舊文學「其形體陳陳相因,有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轉引自李澤厚,2003)胡適提出溫和的《文學改良雛議》後,他撰寫了《文學革命論》,提出﹕「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轉引自李澤厚,2003)他並且激烈地宣佈﹕「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我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轉引自林啟彥,1994)

 

「五四事件」之後,陳獨秀開始對西方資本主義及其學說感到懷疑,而逐漸傾向馬克思主義,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創黨黨總書記。他於一九二零年正式提出「將俄國精神和德國科學合而為一。」其後他發表了《社會主義批評》一文,張文儒稱「為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和中共『一大』的勝利召開,作了較為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張文儒,2001)一九二二年七月的《馬克思學說》一文是「系統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的文章。」(張文儒,2001)雖然陳獨秀在後期退出中國共產黨,但對於他在中國宣揚共產主義,並促成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其功績是不可沒煞的。

 

 

對於中西文化的優劣,陳獨秀有敏銳的觀察﹕

 

陳獨秀指出﹕「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轉引自張同樂,1998)西洋民族無論是道德、政府、法律、社會、國家都以擁護個人自由為目的。他認為西洋人強調的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表面上與個人主義相衝突,但實際上是用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本,一切都用以保證個人的權利與自由。中國人則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他說﹕中國「自遊牧社會,進而為中國社會」,「以家族為本位,而個人無權利,一家之人,聽命家長。」「宗法社會之政治,郊廟典禮,國之大經,國家組織,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階級,故教孝。」因此西方人父子之間,子成人後即獨自生活,不依靠父母,「兒子犯法則受法律與社會制裁,亦不誅連父母。」(同上)而「中國傳統則是兒蒙父蔭,子對父起敬起孝。而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同上)婚姻方面,歐美各國早已是戀愛自由,以愛情為婚姻的基礎,而中國還禁錮於封建禮教之下,「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受幣,不交不親。」(同上)

 

習俗風尚方面,中西文化差異也很大。西方人較珍惜時間,而中國人則時時浪費時間。例如﹕「西人之與人約會,恆以何時何分為期,華人則往往約日相見。」(同上)因為工業社會,時間便是金錢,中國社會時間不值錢,活動慢節拍。走路時,「西人之行路也,恆一往無前,華人則往往瞻顧徘徊於中道,若無所事事。」(同上)西方人注重勞動,認為勞動神聖,中國人則「遊民遍國,乞丐載途。」(同上)在青年審美觀上,「西人以健壯活潑為美,中國則以白面書生為吾國青年稱美之詞」(同上),因此而造成「東亞病夫」的現象。

 

民族性方面,陳獨秀認為西洋人重「實利」、「內容」,而中國人喜「虛文」、「形式」。他指出中國文人常視天下為至賤,既嚮往做官,一旦在位,又視不涉事為清高。這種風氣這成社會性的大災難。他說﹕「農棄畎畝以充役,工商棄其行業以謀差委,士棄其實而求官,驅天下生利之有業者,而為無業分利之遊民。」(同上)當時有上萬人到北京求官,他指出這都是無業遊民,其中不乏有學識的人,但不事生產,便白白的浪費了。西洋人則重商重利,以個人利益為本為,發展豐富的物質生活。他喚醒中國人「不要睡在空名詞圈裡,學那變戲法的把名詞當作一種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詞,就夢想他等候他總有一天從空中落下,實現在我的眼前。」(同上)他說「西方人講求創新,不為古人先哲所禁錮,中國人的心理則是崇拜聖人束縛,滿足於古代聖賢學說,視標新立異為異端邪說。」(同上)

 

教育方而,陳獨秀認為西方教育重自動和啟發;中國教育則被動和灌輸主義。西洋教育是世俗的、直觀的、重視日用的知識;而中國教育是神聖無用的幻想,著重記憶先賢先聖的遺文。西方教育不單重視智育,也重視體育、圖畫各各種遊戲「練習耳目手腳的活動能力。」「重視體育不在教書授業之下。」而「中國人教育大部分重在後腦的記憶,小部分重在前腦的思索,訓練全身的教育,從來不太講究。」(同上)

 

對於中西文明的高下,陳獨秀也了一番比較。他指出無論是精神文化還是物質文化都是中不如西。他進化論的學說指出中國仍處於中古社會,「倘不急起直追,真是無法可以救亡。」(同上)他說﹕「東方現有的農業的文化、家庭手工業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經歷過,並不是東方所特有的什麼東西。把這老古董當作特別優異的文化保守起來,豈不是自閉於幽谷。可憐我們東方化的農業與手工業已被西方打得零落不堪,因此,建築在東方化的農業手工業上面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隨著動搖起來。」(同上)

 

陳獨秀頗精確地比較了中西文化在表象上的不同,他的批評基礎是進化論。他曾經指出﹕「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以人事之進化言之﹕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民,方興未已。」(張文儒,2001)在這種進化論的文化觀下,陳獨秀認為,中國之文化是中古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是先進的文化,中國必要急起直追才不被進化定律淘汰。但是中西文化果真在於一先進一落後這麼簡單嗎﹖文化表象的背後會否有更深層的決定要素﹖對於這個問題,陳獨秀未能思想得及。反之梁漱溟則很早便察覺此點。梁指出,如果不是近代西方的衝擊,即使再過幾千年中國還是這個樣子,因此根本的問題不是在於進化的問題。致於根本的問題何在,梁提出了一套解釋,可參閱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而中國文化較西方文化為遜的根本何在,似乎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但是由於陳獨秀未能把握此點,把中西文化差異簡單化地作出比較,即使他目光敏銳,對表象細察入微,但未能把握表象內的根本問題。

 

參考書目﹕

張文儒等﹕《中國現代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張同樂﹕《論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的中西文化觀》,載於《史學月刊》,1998,第二期。

李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湖南,岳麓書社,1999

林啟彥﹕《中國學術思想史》,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

陳哲夫等﹕《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